两块牌匾的抗日战争时期关于文化守护的感人故事

1939年，河南大学被迫迁往洛阳潭头镇。 图为校本部原址。

河南大学本页图片来自河南大学官网

【中国故事】

在古城开封的河南大学明伦校区历史博物馆里，一块巨大的牌匾上写着“维护文化”四个金色大字，在黑色的背景下闪闪发光。 这块牌匾是复制品。 原在陕西省商南县十里坪镇黑沟村。 两块牌匾之间的空间距离为518公里，时间跨度为67年。 他们维系着河南大学与商南县赵川镇之间穿越时空、历久弥坚的校舍情谊。 这背后，是一个关于抗战时期文化保护的感人故事……

跨越62年的追求

“这块牌匾记录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罪恶历史，也书写了赵川这个边远大山里鲜为人知的辉煌历史。”

1983年的一天，一通电话从远方打来，打到河南大学（当时的河南师范大学）。 接电话的老师听到一个声音，带着浓重的方言，带着一丝急切。 经过短暂沟通，得知电话来自陕西省商南县赵川镇。 打电话的人是一位名叫胡的年轻人。 他说，他听说河南大学的校长和教授从小就住在赵川镇。 我对这件事很好奇，就给河南大学的教授们打电话，确认他们是否还记得这件事。 老师说：“河南大学从来没有在商南设立过学校。” 年轻人说道：“有金匾，上面刻着河南大学校长和教授的名字，为证。” “这不可能。” 这场遥远的通话就这样结束了，但却为一段历史性的插曲埋下了伏笔。

2006年7月，河南大学恢复了二十多年的校名（1984年恢复河南大学校名）。 时任河南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王学春入选中国“基层图书馆志愿者培训行动”专家讲座组。 在陕西巡演期间，王学春偶然结识了商南县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雷家兵。 当雷家兵听说王雪春是河南大学的时候，显得特别激动、深情。 他为王雪春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河南大学与我们赵川镇之间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1945年，你们校长张光宇带领院长、教务长、院长、教授等50余人来到了河南大学来到我们商南县赵川镇两个月，受到了当地村民的热情接待，受到了很多关心，特别是在当时的乡长党飞武的保护下，尤还给镇长送上了金字招牌。题为“维护文化”的牌匾，以表感谢和纪念。” 熟悉河南大学历史的王学春听后非常惊讶，询问详情。 雷家兵有许多家传之宝：“此匾是用名贵优质银杏木制成的，用土漆打磨而成，上面刻着红金大字，古朴典雅。”匾额是校长张光宇亲笔书写的“维护文化”四个金色大字，大气磅礴，小字更加精致圆润，舒畅流畅。赵川镇。”

原来，雷家兵是1997年4月到赵川镇农村时听说这块牌匾的，他还专门进行了调查，亲眼见到了真品。 他动情地向王雪春表示：“60多年过去了，沧桑巨变。这块牌匾记录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罪恶历史，也书写了赵川这个边远大山里鲜为人知的辉煌历史—— ——‘保护文化’！保护了一批民族支柱，为这个革命老区增添了壮丽的光环！”

得到这条重要线索后，王雪春非常兴奋。 巡演结束后，他通过多种方式联系了牌匾存放者。 但联系不上赵川镇的文化官员。 经过多方查找，得知他去山西做生意，已经很久没有回来了。 接替他的文化官员也已调离其他地方工作。 沿着这条线索，我们终于找到了继任的文化官员——胡传林，他当时已经是商南县十里坪镇水文办公室主任。 巧的是，胡传林就是那个给河南大学打电话的年轻人。 当他得知河南大学正在积极寻找牌匾时，他自然非常兴奋和热情，并承诺将尽快查明牌匾的下落。 王雪春继续与商南县保持联系，并向学校汇报了相关情况。 时任河南大学党委书记关心并认为此事意义重大：如果历史事实属实，不仅学校的历史将得到完善，也将成为河南的历史见证大学在抗战艰辛中辛勤办学、传播文化、赢得人心。 为师生提供生动的教材，对师生进行爱国主义和传统文化教育。 学校立即指派两位多年从事校史研究的同志王雪春、施勇（现已故去）乘车前往商南县进行实地考察。

2007年3月27日，王学春、石勇在商南县赵川镇见到了多次打电话但素未谋面的胡传林。 据胡传林介绍，小时候，他经常听到老人说：“虽然我们地处偏僻，但抗战时期，很多河南大学的教授都住在那里，很少有人戴眼镜回来。”当年，戴眼镜的学者一下子就来了几十人，后来人们甚至把他们的名字刻在了一块大匾上：“岁月如梭，河南大学的校长和教授们都在赵川居住了很长时间了！”时间。” 这件事一直萦绕在胡传林的脑海里。 终于，1983年的一天，他忍不住跑到了镇邮电局。 他用当时的手摇电话，通过一个又一个总机给河南大学打电话。 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的场景。

胡传林已经在肇川等待了两天，迎接来自河南大学的客人。 他说，这块牌匾现在存放在距肇川20多里的黑沟村。 由于之前的一场大暴雨，通往黑沟的道路被冲毁。 四人顶着烈日翻山越岭，终于在当天下午4点左右抵达黑沟。 虽然又累又饿，但王雪春、石勇和司机左师傅精神抖擞，兴奋不已，因为他们代表“何师傅”，时隔62年踏上了这片热土，因为他们终于看到了这个地方。 牌匾上刻着抗战时期学校中校领导和教师的名字。 四个人奋力从村民家里取下这块巨匾，感受着河南大学历史的厚重。 抬头一看，似乎战争的硝烟还没有散去，老校长、老教授一一出现在众人面前……

此匾内芯高1.05米，宽2.28米。 周围雕花框近一尺宽，文革期间被砸毁、焚烧。 黑底红字“维护文化”四个字十分醒目。 每个字高48厘米，宽34厘米。 匾额右侧铭文：“乙酉二年春，隐于昭川，赖飞吾乡乡长急求安危，谨将此匾赠为永久。”纪念。” 左侧题词：国立河南大学校长张光宇吊唁。 民国三十四年四月，是一个吉祥的日子。 牌匾中下部刻有“河南大学教务长郝相武、教务长赵新武、文学院长张穗清、理学院院长孙向正、农学院院长王志清、讲师徐正斋、教授宋玉武” , 李彦婷, 李耀奇, 纪文福, 田淑敏, 王明奇, 段凌尘, 王慕涵, 马富岑, 陈振铎, 李子春, 张绍三, 康世品, 黄其展, 任秋帆, 朱芳璞, 杨振华, 郭崔轩、张向清、张克勤，讲师包惜若、张继华、张乃慧、张元龙、马兴武、李凡生、赵天利、郭天岱、袁慧敏、阮殿元，讲师王子恒，代总管理员王少富，文员主任白兴农、出纳主任刘锡鹏、会计主任王守恒、注册主任寇作泽、纪委委员刘保民、指导员杨子国、总务组成员贾明新、妹夫教授兼秘书于峰等出席小楷书的礼物。

文化保护往事

“滴水之恩，当以泉水报之。但当时河南大学实在拿不出什么值钱的东西来表达谢意，于是大家就想到了赠送一块牌匾。”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 同年12月，豫北、豫东相继沦陷，河南大学被迫南迁，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 路。 学校先后迁至信阳鸡公山、南阳镇坪、洛阳栾川、嵩县。 其中，在嵩县潭头（今栾川县潭头镇）经营5年。 1944年5月，日军侵占潭头，制造“潭头惨案”。 河南大学16名师生和家属遇难，25人失踪。 教室和实验室被洗劫一空，房屋被烧毁，书籍和经典被烧毁。 历时五年苦心经营的山中学校，却毁于日寇的炮火之下。 学校被迫再次迁往荆子关、南阳、汉中、陕西宝鸡等地。 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到开封。

接到胡传林电话的河南大学老师并非不负责任，因为当时有关河南大学历史的书籍中山西省光荣之家牌匾，并没有抗战时期河南师生暂居赵川镇的记载。 ，更不用说任何人了。 我听说有一块牌匾，上面写着校长和教授的名字。 即使在最新版的《河南大学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中，“商南”一词也只出现过一次：

1945年3月，日寇发动豫南鄂北战役，河南大学在荆子关生存困难，决定西迁陕西。学校吸取潭头灾难的教训，首先派人前往陕西洽谈学校场地，学校将存放的图书、仪器等物品打包运至西安河南会馆暂存。家人南下，翻越秦岭，穿过蓝田，步行800里，于4月中旬抵达西安，被原河南大学顾问、西北中学安置。是时任河南同乡会会长、军事参议长张放捐款修建的。”

但河南大学教授李秉德所著的《抗战后期河南大学的两次搬迁》（《河南文史资料》1996年3月第57期）中，有两段关于河南大学搬迁的记载。河南大学赵川镇师生暂住记录：

“进驻荆子关不到一年，日军就入侵豫西南、鄂北地区。这次和达接受了潭头的教训，尽早组织疏散。单身师生迅速撤离西平镇，赶赴西安沿公路；有家属的不敢走这条路，因为年老体弱的人行动太慢，怕遇到敌人，学校决定所有有家属的教职人员集中。在陕南昭川，党玉峰书记到昭川去安置，其实昭川村就住着一家人，一家之主也姓党何得。户主和他的家人关系很亲密，就好像真的是一家人一样。户主也很慷慨，很热情地接待了大家，他听说赫达正在寻找新校区，所以他表示欢迎。到赫达。 迁至赵川。 党委书记婉言谢绝了。

“在赵川生活了十多天后，学校发来信说，和达已在陕西宝鸡选定了新校区，并要求大家离开赵川，前往宝鸡。经过党委书记和校方的精心安排，户主、合达大队一行人在户主派来的几名持枪仆人的护送下，离开了昭川，五天后到达了龙居寨（今丹凤县）。书记的使命完成了，各家可以自行解决出行问题，从荆子关到龙居寨的距离骑自行车只需一天，但当时我们一家人翻山越岭，绕道赵川，步行。将近一个月了。

河南大学陈宁宁教授撰写的《抗日战争中的河南大学》一书中（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中也记载了这段历史，以及“捐匾”的原因提到：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但当时和达实在拿不出什么值钱的东西来表达谢意，于是大家就想到了赠送一块牌匾。”市委书记向飞舞市长询问道。用银杏木制作了一块高大的牌匾，长1.05米，宽2.28米，上面刻着“维护文化”四个大字，每个字高48厘米，宽34厘米，上面有红色的大字。黑色背景，庄重、典雅、深邃。”

虽然胡传林和雷家兵提供的信息不是特别准确山西省光荣之家牌匾，但历史事实基本清楚，和达大学的老师和家属在昭川避难十多天，受到当地村民的热情接待，并颁发了牌匾。维护文化”以表谢意。 自此，一个关于文化保护的好故事开始在河南大学校友中广为流传。

“守文化”闪耀精神之光

抗战院校师生所到之处，都得到当地群众的全力支持和保护。 中国最淳朴的人们，用自己的一切，守护着中国教育文化的命脉。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日本的目的是消灭中国，因此它对中国的侵略不仅限于军事占领和经济掠夺。 还花大力气征服中华文化，企图从根本上斩断中华文化的根源，消灭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 因此，日本对我国的文化教育机构进行肆意破坏，肩负着文化传承使命的高等院校成为日本军队破坏的重点。

随着平、津、沪、宁相继沦陷，华北、华东沦陷，大部分大学被日寇毁坏。 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抗日战争中遭受严重打击。 为了保存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遗产，大批大学被迫进行史无前例的旷日持久的搬迁，西至陕西、甘肃，西南至云贵，中部四川。 由于沿途交通不便，加之敌人疯狂扫荡、狂轰滥炸，许多高校一次又一次搬迁，造成流离失所、苦难深重。

在此背景下，“保持文化”四个大字闪烁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光芒。

尽管抗战时期形势困难，办学条件较差，但中国大学在抗战期间坚持办学，最终使中国的教育文化命脉得以延续和保存，传承至今。中国的教育。

抗战时期，高校在搬迁过程中竭尽全力转移和保护重要教育资源，保存了我国高等教育的主体和基础力量，储备了文化人才，保存了中国教育的血脉。 据《第二本中国教育年鉴》所载历年全国高等学校统计表，1936年以前，中国共有高等学校108所，其中大学和独立学院78所，专科学校30所，在校生41922人。 毕业生9,154人。 到1937年，数量减少到91所，其中大学及独立学院67所，专科学校24所，在校生31,188人，毕业生5,137人。 到1945年，共有高等学校141所，其中大学及独立学院89所，专科学校52所，在校生83498人，毕业生14463人。 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国高等教育不但没有衰落，反而取得了巨大发展，在极其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创造了教育史上的奇迹。

中国大学在抗战时期坚持办学，所到之处播撒中华文化的种子，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精神，让中华文明不因战火而中断，保存文化血脉，凝聚中华文化精神。民族精神。

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抗战时期的高校师生在当地乡亲的鼎力支持下，坚持兴办教育、兴办医疗机构、传播文化知识，用自己的生命和力量热血谱写了一曲教育救国、文化抗争的壮丽之歌。 史诗般的，在当地播下民主和科学的种子。 如河南大学抗战时期在洛阳潭头镇创办了幼儿园、小学、中学、师范学校。 其中以七七中学最为有名。 七七中学现更名为河南大学潭头附属中学。 学校的碑上记载着这样的内容：“七七中学始建于1939年，当年9月18日开学”。 特殊的校名、特殊的开学日期，提醒师生勿忘国耻。

抗战院校师生所到之处，都得到当地群众的全力支持和保护。 中国最淳朴的人们牺牲了一切甚至生命来守护中国教育文化的生命线，令人深深感动。

抗战最困难时期，河南大学在潭头办学五年； 在“华北这么大，容不下安静课桌”的背景下，潭头人民为河南大学1000余名师生安排了“安静课桌”。 在潭头，何师生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河南大学医学院位于卫生条件稍好的嵩县。 文、理、农三所学院，分散在以潭头村为中心的十几个村子里。 潭头小学腾出50间房屋。 潭头镇腾出了周围所有的寺庙，如大王庙、三官庙、上神殿等，乡绅把较大的院落全部腾出来作为教室； 40多个房间也被腾空。 该房屋用作资料室、仪器室、实验室和生物标本室。 潭头人民划拨了几十亩地，作为和达农学院的实验田、菜地、林场。 一些村民把自家的院子和房屋用作教师和学生的宿舍。 当地地热水丰富，水位浅。 村民们还开发了供师生泡温泉的池子。 村民们给和河师生送去了桌椅、生产生活用具、米面鸡蛋、蔬菜、水果、柴火等，展现了滩头人民对国难的理解和对教育的支持。

“保持文化”不仅代表了何老师和学生对肇川人民的感激之情，也代表了抗战时期中国大学对中国人民的最高敬意，以及对燕国子孙的敬畏。黄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 和继承。

2012年9月，在河南大学建校100周年之际，历史系1979级全体校友向母校捐赠了“维护文化”复制牌匾。 复制牌匾放置在河南大学校史馆，让更多的河南师生、校友和社会各界人士了解这一文化保护的历史事件。

（作者：河南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河南大学文化遗产与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王明钦；河南大学文化遗产与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史周斌）